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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宁:金融科技伦理建构的内在张力及未来路径

2021-05-10 07:28

车宁 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从新旧世纪之交迄今,体现为线上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业务创新水乳交融,一方面,在金融创新支持下,信息技术革命由线上到线下,由零售到批发,由虚拟到实体,不仅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也极大延展了社会空间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重塑了金融业务风貌,在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浪潮推动下,传统金融的对客服务、渠道平台、风险控制乃至业务经营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长尾客户开始享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好处,金融机构自身能力也获得长足发展。

然而“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周易·系辞上》)。世异时移,受惠于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的金融科技随着时光流逝,其“镀金”光环逐渐消散,负面效应日益凸显。首先,基于所谓“马太效应”,金融科技的成果并不能为社会公众公平享有,比如,大型网络平台因涉足金融而赚的盆满钵满,社会边缘群体却因卷入“炒币”等而债台高筑;再者,金融科技除继承科技、金融母体的优点外,其“原罪”基因也如影随形,在科技,则有信息茧房、算法歧视、隐私安全,在金融,则有非持牌展业、超范围经营乃至脱实体空转。

随着技术对金融改造的深入,以上情形愈发引起社会关注与监管担忧,但在创新与资本“双轮驱动”之下,金融科技发展明显快于法制体系建设,后者的一些传统工具、手段也有与现实需要“脱节”之嫌。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兼具柔性和规范的伦理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被寄予弥补传统手段不足,中汇鸿蒙(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动监管机制创新的期望。然而,伦理本就是非正式规范,其包容性强的另一面则是结构复杂,尤其是金融科技伦理,如要真正发挥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之外的“第三极”作用,有必要直面内在张力,理清发展思路,围绕针对性和可行性建构未来实施路径。

金融科技伦理的特殊性

从字面意义理解,伦理即所谓“人伦道德之理”,属于道德规则的范畴,而与一般道德相比,伦理更强调对“关系”的规范。在东方儒教文明,伦理主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如针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忠、孝、悌、忍、信等;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由于上帝这一彼岸超然实体的存在,在其名义之下,伦理不但涉足人与人关系,还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等的方方面面。

虽然在调整的具体对象上存在分歧,但东西方伦理的重点都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等关系的处理最终还是落脚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更有甚者,伦理不仅涉及外在的、与周遭环境关系的调整,更是由外而内引发人之所以为人的“应激性”思考,这在社会关系演变和重构进程中反映的尤其明显。总之,探索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伦理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延续的基本脉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前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伦理只关注自我与社会,即使偶有天道(东方)和自然(西方)的论述,也不过处于从属和工具的地位。然而进入18世纪以来,蒸汽、电力、石油、信息等技术革命相继兴起,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期货交易等金融创新从无到有,在解放、发展生产力之余,也将人拖入“异化”的深渊。人和技术孰为目的、孰为手段成为道德批判和社会运动的焦点,科技伦理由此应运而生。

然而,饶是公众已对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社会革新习以为常,金融科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后发国家带来的冲击依旧令人瞠目结舌。从其发展历史不难看出,金融科技不仅是技术引发的产业实践,更是技术与金融这两大生产和社会组织工具深度融合后激发的社会变革,对其观察和规范不仅要聚焦产业发展,更要着眼社会规范。从渠道变革开始,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金融作为一种服务的触达性与可得性,提升了服务的广度、深度乃至速度。然而,也正因为服务范围的扩大,金融科技也引发了服务适当性和发展持续性等问题,不仅使原有风险更复杂、更深刻,也酝酿了新的风险,不仅加深和造就了风险,也加剧了风险背后的伦理价值冲突,不仅引发了诸如安全与效率之类伦理之间的冲突,也带动了伦理体系间的新旧冲突,甚至冲击了伦理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内在张力之一:个人还是社会